王辉
历史与现代考古学印证一个不争的事实：草原地区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南方游耕文化）共同构建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其中，独树一帜的草原文化以其特有的元素属性、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对中华文明产生和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善文化正是遵循了民族地区及其文化在碰撞和交融中生存、演变与发展的普遍规律，凭依其宏大气魄、溢洒灵性和刚毅心骨，承继历史传统，不懈弘扬主脉，以自身鲜活的特质禀赋、丰厚的人文底蕴、浓烈的地域品质和强劲持久的生命力，为绚烂多姿且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草原文明增添了诸多生机与亮色。
阿拉善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滥觞
岁月留痕勾勒悠远历史的沧桑轨迹，上下千年展现北方民族的融聚流程。蒙语“阿拉善”即汉语“贺兰山”的音转所得。黄河以西贺兰山阴至额济纳的广袤地域，自古就是狄、匈奴、鲜卑、柔然、党项、回纥、突厥、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
散落于巴丹吉林和乌兰布和沙漠等地的鸵鸟蛋和恐龙化石表明阿拉善历史的悠远与厚重。阿拉善地区开始人类活动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遗存在全盟诸多地方的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以及多处彩陶遗址，印证了阿拉善地区较早地参与或承接了新石器时代和彩陶文化的辐射。尤其是以曼德拉山岩画为代表，包括贺兰山、龙首山、骆驼山等地的万余幅岩画（统称阿拉善岩画），忠实记录了远古先民的生活情景，是凝固在北方中国的立体式和生活化的艺术长廊。据著名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考证：阿拉善是制作岩画民族的摇篮。
从境域而言，现今的阿拉善盟由原阿拉善地区和额济纳地区两部分组成。阿拉善地区最初属陕西雍州之域；春秋时隶秦；始皇和汉时分置于北地郡与北地、武威、张掖三郡；晋朝为前凉、后凉和北凉所辖；隋唐由甘州、肃州治理；宋代列西夏版图；明末开始为额鲁特蒙古族居住。1677年和硕特部首领和罗理率大部由青海先期移至额济纳河流域。9年后该部京奏归顺，清赐牧阿拉善地区。再3年，其余部亦分批迁至阿拉善。康熙36年（1697年）清朝将和罗理部按照内蒙古49旗之例编制佐领，册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授扎萨克印，正式建立阿拉善和硕特旗。其疆域“至京师五千里，东起黄河与鄂尔多斯高原隔河相望；西与额济纳河源接壤；北逾瀚海（泛称蒙古高原大漠以北至今准噶尔盆地一带），从喀尔喀起始；南与甘肃省凉州、甘州接界，袤延七百余里”，辖域居各旗之首。雍正8年（1730年），满清在贺兰山西麓10里修建定远营城（今巴彦浩特，意为“富饶之城”），赐予和硕特阿宝郡王。该旗称谓延用至和平解放。
额济纳地区至少在先秦时已有“弱水流沙”之名。在此之前，《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云：“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居延”之谓始于秦汉，为古匈奴语，意为“天池”或“幽隐之地”。《书·禹贡》载大禹为疏通九浚大川，曾“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即今之黑河，其下游为额济纳河；“合黎”即为河西走廊以北的合黎山；“流沙”则为张掖至居延地区的沙漠与戈壁。据考证：史籍有“居延”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汉。汉武帝元狩2年（公元前121年），为消除北方匈奴的威胁，大将霍去病率军渡居延、攻祁连，大获全胜，继而夺占河西走廊。自此，“居延”名气始扬。19年后，汉武帝派遣戍边甲卒18万人在酒泉、张掖北置居延和休屠（今武威附近）都尉府，旋筑居延城。随后，为斩断匈奴入扰河西之路，西汉又在居延建“遮虏障”，修长城，置“张掖居延属国”。因居延地区战略地位险要、日渐繁荣，东汉末年改为郡建制，与河西四郡并列。自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居延地区数次易帜，几经更迭。唐代设安北都护府和“宁寇军”统领居延军务。不久便先后由吐蕃、契丹所掌管。北宋景德年间西夏统治居延，设立“黑山威福军司”、“黑山镇燕军司”，筑“威福军城”（今日黑城，蒙语为“哈拉浩特”）。1205年始，成吉思汗数次经略居延进攻河西，至1226年居延归元。1286年，元朝在居延建立“亦集乃路总管府”（“亦集乃”系党项语，意为“黑河”，亦“额济纳”一词之由来。）由于位处中原通往西域和漠北的枢纽，加之元朝疆土空前广阔，居延地区继西汉之后迎来了又一个鼎盛时期。1327年明朝攻克居延后，划其为甘州、肃州之边外地，居民内迁。随即成为漠北蒙古诸部的游牧之地。清雍正年间，土尔扈特蒙古部族获准内徙，得额济纳河流域安居繁衍。自此至国民党统治时期，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均作为特别旗，直属中央政府管辖，截止两旗于1949年9月23日、27日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阿拉善的行政区划先后在宁夏、甘肃、内蒙古之间调整演变。迄今，由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构成的阿拉善盟已成为全区境域辽阔、资源富集、发展速度快且极具后发潜力与优势的地区。
特殊地域孕育璀璨斑斓的秘境文化，横亘时空承载鲜有绵厚的奇丽神韵。阿拉善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地域空间的特殊性，为秘境文化的形成和承继提供了物质基础。这里不仅汇合与浓缩了数千年来的史实变迁，而且宽领域、广范围地集散了各种文化资源信息，更影响了阿拉善文化发祥的理由、形成的品质和传扬的路径。
解析阿拉善文化的形成，至少有六个重要的人文因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即：草原、贺兰山、战争、黄河、通婚和移民。从影响阿拉善文化构成的自然地域因素或渊薮脉络分析，主要有：蒙古高原、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宁夏平原以及关中平原。而真正成为阿拉善文化框架内质和骨血主流的，还在于传统游牧文化、早期农耕文化、自然宗教文化、满清皇家文化、商业和城镇文化以及以航天高科技文明的交融与整合。
草原自不必细说。寓意“骏马”的贺兰山一直以来便有“关中屏障，河陇咽喉”之说，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居延地区作为驿道要站和防御重地更是几易其主。有代表意义的是古战场、旧长城以及无数的要塞和烽燧。历史进程表明：为寻求国家和平统一与民族尊严荣誉而进行的正义之战会加速文明渗透、人口聚增和社会进步。出于拓疆、戍边、卫国和通商的战略需要，自西汉起军垦屯田制度入驻阿拉善地区。汉武帝时，居延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活动，开垦土地60万亩，并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铁器、耦犁等耕作工具和经皇宫试验加以推广的以“代田法”为主的耕作技术，较早地接受了以农耕和汉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化的洗礼，反映和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尘埃落定的阿拉善自此进入了经济文化的早期繁荣时代。
期间，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当属“西夏学”、“居延汉简”和“丝绸之路”。上世纪初叶，俄探险家柯兹洛夫在额济纳黑城盗掘西夏文刊本、写本数千种和大量的汉、藏、突厥、女真、蒙古、叙利亚文等书籍与文献，石破天惊，“西夏学”由此发端。位于额济纳旗府南部的甲渠塞是汉代居延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塞障，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堪称国宝的“居延汉简”。该简牍书写时间跨度达270多年，是研究汉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外交等的重要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极高的学术价值。继“敦煌学”之后，“简牍学”随即诞生。在历史发展的悠悠岁月里，中原与边疆、国内与境外的各族人民在友好往来、经贸交流和相互融合中，形成了纵横东西、横贯南北、连接西域的草原“丝绸之路”。居延是这条通道的枢纽，黑城便是重要关隘。“丝绸之路”不仅打通了中原与西亚、东欧的经济文化互易渠道，更使得阿拉善地区在更宽领域和更大范围汲取了各种先进思想文化的滋养，增加了自身文化积淀，开启了坚实发展的端倪。
奇特的土地孕育奇特的文化。阿拉善悠远、凝重、委婉的蒙古民歌与长调，奇异的查玛、呼麦表演，传神的音乐、舞蹈、沙画和传说，以及丰姿卓绝的服饰等民族民间艺术展现了阿拉善人的独特魅力，提升了阿拉善艺术长廊的品味。颇具特色的走马、摔跤、赛驼等体育文娱活动又为游牧生活场景增添了时代色彩。阿拉善宗教文化博大精深，堪称奇葩。以一代宗师阿旺丹德尔为代表，包括教授活佛贾拉森，其卓越才识和超人建树使阿拉善宗教文化和蒙古语言文学的水准步入世界顶端。作为蒙藏文化事业的先驱和阿拉善3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人，阿旺丹德尔精通蒙、藏文和古梵文，集蒙、藏语法家、辞学家、翻译家、文学家和宗教哲学家为一身，是阿拉善历史上获得西藏经学院最高学衔拉隆巴（博士）的第一人。他一生用蒙藏两种文字著述40余部著作，涉猎之广、论述之精，后人不及，影响深远。移民与通婚加速了人口聚集和自身开发进程，丰富了地区文化色彩。自西汉始至解放前后，随河西、内地等大规模移民，诸多文化新元素、新气象落地阿拉善，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丰富多彩的方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阿拉善这片热土上，既有以吸收陕甘宁语言特色而形成的巴彦浩特方言，又有语调鲜明、音仄迥异的民勤方言、宁夏方言和河套方言，甚至大江南北的浓郁乡音。而且，各种方言相互融通借鉴，彼此听用方便，相同的言语功不可没。尤其是由于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各民族间血乳交融，亲如手足。通婚现象自古有之。蒙汉之间能够熟练运用对方语言者相当普遍，为民族团结的巩固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搭建起稳固的载体。
满清皇家文化在阿拉善留下了深刻烙印。自1702年和硕特札萨克阿宝被选为清朝驸马，至阿拉善最后一代亲王达理扎雅，先后有12位满清皇室宗亲的公主许嫁阿拉善历代亲王，这种姻亲关系延续了200多年。旗府所在地定远营也因此引进了皇家文化或宫廷文化，加快了本地区游牧文化向都市文化、商业文化和城镇文化转变的进程，输入了京城先进纯正的教育、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承接这种辐射，定远营由此成为京城文化在西部边陲的缩影，成为商贾云集、文化兴盛的繁华之地。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大清会典》关于郡王府建造等级规格，阿拉善王爷依照颐和园风格在定远营兴建了王府和寺庙，又仿照京城四合院的布局结构修建了住宅和庭院，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极具特色的建筑群落，促进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的融合，体现了蒙、汉、满、藏等文化精华。
（作者系阿左旗旗委常委、旗委宣传部部长）
